洛夫,本姓莫,湖南衡阳人,1928年生,明升体育m88 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73年曾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并收入各种大型诗选,包括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
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历四十年,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十一部,散文集《一朵午荷》等两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四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他的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廿多年来评论不辍,其中多首为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教授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1982年他的长诗《血的再版》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同年诗集《时间之伤》获台湾的中山文艺创作奖,1986年复获吴三连文艺奖。
尽管在大陆洛夫的名气远不如余光中,但在台湾,洛夫素与余光中齐名,而且颇有谁是第一之较。在今天不少媒体的讣闻中,也出现了洛夫“被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名列首位”的说法。
这一说法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批评家杨宗翰有密切关系。杨宗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十大诗人”这个名称,首见于1977年源成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一书。“这本书由张默、张汉良、辛郁、菩提、管管共同编选,这五人皆为《创世纪》诗社同仁,主动出击加上举贤不避亲的结果,面世后自然备受争议。这种争议直接催生出了1982年《阳光小集》主动举行‘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票选。”
2005年,二十年已过,台湾新诗界老将新秀竞逐诗艺,风景更迭,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决定与《当代诗学》合办“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杨宗翰即为活动的主要策划和召集人。
据杨宗翰介绍,有资格参与票选的必须是出版过诗集的诗人,不分流派、诗社、属性与认同。经层层过滤后,总共寄出了209封附编号之记名选票,并成功收到83封回函,回复率约为39.7%。83封回函中,有效票77张,无效票6张,得出的“十大诗人”名单为:洛夫(48票)、余光中(47票)、杨牧(40票)、郑愁予(38票)、周梦蝶(36票)、痖弦(30票)、商禽(22票)、白萩、夏宇(同为19票)、陈黎(18票)。
“通过票选,第一名是洛夫,第二名是余光中,俩人只差一票。”于是这就有了“洛夫被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名列首位”的说法。在杨宗翰看来,虽然这一票选结果不一定能成为定论,但“这是一项庄重的、学术的(而非可供消费或炒议题式的)票选,带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最适合的主办单位自属学院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
更具有说服力的,在杨宗翰看来,是两位诗人的持续创作能力的比较。杨宗翰在撰写《台湾新诗史》时,从1950年代开始,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直到21世纪,他发现,“洛夫是唯一一位每个阶段都榜上有名的诗人。余光中到后期就没有了,作品的质量下降很多。”杨宗翰认为,正如同奥登所言: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洛夫就是这样,居然从少年到现在,每个十年都有代表作出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诗史里面讨论他,这是一个很雄辩的证明。”
“而且他的风格多变,诗歌题材跨度很大,不论是经典性的《石室之死亡》,还是比较戏谑的《隐题诗》,他都能驾驭。他是具有不同面向、十分繁复的诗人,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我称他为诗魔,就是说他的技法多端,跟变魔术一样,拥有魔法一样。当然也有说这个魔是恶魔的魔,看你怎么理解。”
“他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诗人,我个人认为,在台湾,余光中先生当然是不如他的。”这只是二者之间的比较,实际上,杨宗翰对余光中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很遗憾的是,两位先生同年出生,然后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加上昨天离开的李敖先生,我感觉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像翻书一样,这个历史翻得太快,让我们年轻一辈有点措手不及,我们只能怀着最深的哀思和哀悼来看待这个事情。”
台湾新生代诗人杨书轩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对于洛夫,台湾年轻一代诗人的评价可能要高于余光中,主要也是因为余光中“后来太弱”。但是他也坦言,“因为洛夫靠诗,没像余光中话题一堆,所以和年轻世代是有所断裂的。”
对此,明升体育m88 觉得,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学课本收录余光中的诗歌要远远多于洛夫的,“但是能够进课本就一定代表好吗?不见得。它可能只是符合编选者的标准,比如说意识形态,比如说保守的技巧,等等。可是诗歌是前卫艺术,不能走非常保守的路线,这是洛夫的突破处。但是课本里洛夫寥寥无几,余光中大量存在,这是年轻人认知差异的关键所在,但你现在读一下就明白,高下立判。”